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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水中流|五洲震荡风雷激——抗美援朝精神镌

发布时间:2021-08-11 12:03

  彭德怀纪念馆内,这幅油画再现了1950年10月5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正在讨论是否出兵援朝问题。

  1950年10月19日下午,湘潭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带着几名机要参谋和警卫员,先于大部队潜入朝鲜接敌侦察。

  1950年10月23日傍晚,韶山小伙毛岸英,告别新婚刚一年的妻子,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首批入朝参战,经过两天一夜急行军,抵达朝鲜大榆洞。

  1951年3月18日,志愿军第三兵团卫生科科员郑宇庭在数度请战后,终于随着第三批入朝作战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他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朝鲜新义州一片火海。

  在朝鲜这块金达莱盛开的黑土地上,包括数十万三湘儿女在内的志愿军战士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了一道永远的丰碑——抗美援朝;他们用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从长沙往南,驱车近百公里,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湘潭县乌石峰下,彭德怀元帅长眠于此。

  彭德怀纪念馆的一张巨幅油画里,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面色凝重。纪念馆讲解员贺阳介绍,油画描述的,是195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议,商讨是否出兵援朝的场景。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无视我政府的一再警告,将战火烧到了中朝边界。10月1日,朝鲜首相金日成致函主席,请求中国出兵援朝。

  敢不敢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成立仅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就在10月5日会议的前一天,彭德怀被从西安紧急召回北京,赶到中南海颐年堂。当时,会议已进行了数天,对是否出兵争议很大,彭德怀默默从头听到尾,未发一言。

  当晚下榻北京饭店,彭德怀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彭德怀回忆录》中写道:“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第二天参会之前,一个清晰的决定已经在他心中作出。

  会上,彭德怀力主出兵:“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一锤定音:“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一个伟大而深远的战略决策就此出台,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军事名词“中国人民志愿军”诞生了!

  抗美援朝,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双方武器装备究竟悬殊到何种程度?5月27日,湖南省军区长沙第三干休所的会议室里,94岁的志愿军老战士郑宇庭,打开了他的回忆。

  “我们当时用的枪械大部分是二战期间的战利品,苏联的、日本的、德国的,是‘万国造’,子弹也少。而美军都是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每个班都有轻重机枪,弹药好像怎么都打不完。”

  “我们第一批进朝鲜的部队,完全没有空军支援,也没有防空武器。好在当时美国飞机不具备夜战能力,所以开战初期,我们都是趁夜色进攻、突袭。”

  “美军的坦克、火炮是标准配置,一个团就有六七十辆坦克。而我们的重火力就是榴弹炮或山炮,拖运火炮还要靠骡子、马。”

  对于美军的强大火力和后勤保障,郑宇庭很是羡慕,但对美国兵的战斗意志,却不大瞧得上:“美国兵是‘少爷兵’。他们不习惯夜战和白刃战,要是没有炮火支援,就会不知所措。当补给停止时,他们就会完全丧失斗志。”

  一份简易油印学习手册上,Don’t act(不准动)成了“东特安克特”,Hands up(举起手来)是“喊支阿扑”。

  “就这样的英语,听懂了的美国鬼子算是幸运,可以举手投降保住小命;听不懂的,举枪负隅顽抗,最后遭殃的是他们自己。”讲起这些故事,郑宇庭忍不住笑了。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对手,志愿军战士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韦恩·克拉克在自传中哀叹:“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在境外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彻底改写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

  长沙县开慧镇棉花山上,毛岸英烈士的衣冠冢安置于此;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毛岸英烈士的墓碑静静伫立。隔山隔水,遥遥相对,讲述着一位员战士的信仰与勇气。

  作为开国领袖的儿子,毛岸英主动请缨参战,成为“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彭德怀语)。入朝后,他在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和秘书,工作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正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

  到朝鲜前线去,保家卫国!在那个奔腾似火、勇敢无畏的年代,无数血性三湘儿女,作出了和毛岸英一样的抉择。

  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和发动下,湖湘儿女的报国热情如同火山爆发,从工厂到田畴,从学校到机关,到处涌现出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场景。

  令人称奇和骄傲的是,彭德怀、陈赓、邓华、、杨勇,这五位相继担任过志愿军司令员的名将,都是湖南人。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员陈清林告诉记者,湖南民众当时参军热情高涨,在湘籍将领的故乡,青年报名参军更是积极,志愿军第三任司令员邓华将军的故乡郴县鲁塘乡,一次就有152名青年联名写血书请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史》记载,抗美援朝期间,湖南进行了四次大的扩兵,共动员40.85万人自愿参军。

  “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面对强大凶狠的对手,三湘子弟兵在党、祖国和人民面前是无比忠诚的战士,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歌。

  1953年5月2日,在下勿闲北山战斗中,耒阳籍战士罗连成在炸敌暗堡时,被子弹打穿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忍着剧痛把肠子塞进腹腔,夹起一包炸药纵身一跃,将炸药包塞进枪眼炸毁了暗堡,献出了23岁的年轻生命。志愿军总部后来将下勿闲北山战斗命名为“盘肠大战”,罗连成被授予“盘肠大战英雄”称号。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美军一天内向我阵地倾泻了30万枚炮弹和500多枚航空炸弹,整个山头被削低2米。在10月20日的战斗中,18岁的浏阳籍女战士黄金菱正在为一位重伤员裹伤换药,敌机突然投弹、扫射,黄金菱扑倒在伤员身上为其掩护,当场牺牲。

  新邵伢子曾南生,随四十军首批入朝参战,作战英勇顽强,多次立功受奖,还作为战斗英雄回国受到主席的接见。1952年10月8日,在攻占松隅里高地的战斗中,曾南生光荣牺牲,年仅20岁。牺牲后,他被追认为中共党员,生前所在的2排被命名为“曾南生排”。一直以来,驻守辽西的“曾南生排”历任排长都要到曾南生墓前与“老排长”说说话,“永记前辈的英名,永远保卫祖国安全!”

  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两年零9个月,19万7千多名中华儿女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胜利与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1.15万余名三湘子弟兵,把生命留在了硝烟弥漫的异国他乡。

  在党的领导下,湖湘子弟以生命和鲜血,以责任和担当,奋勇杀敌,不胜不归,在抗美援朝这场正义之战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初夏的湖南省军区长沙第三干休所,浓阴匝地。在这里,记者见到了一对抗美援朝“夫妻档”——王雪林和朱章艳。

  抗美援朝中,王雪林和朱章艳分别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承担机要和译电工作。在战场上相识相爱的两人,战争结束后,转身挺进大西北,在国防航天的岗位上继续拼搏。上世纪80年代,两口子又调到国防科技大学工作,直到退休,将毕生都奉献给了党的国防事业。

  巧合的是,国防科大的前身是1953年创建于哈尔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而首任院长就是志愿军的第二任司令员——陈赓大将。

  71年前那些急行军的夜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制空权,也无法出海作战。

  志愿军战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部队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在两位老人曾经工作过的国防科技大学天河楼内,嗡嗡作响的超级计算机机房外,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述,记者体会到了“科技王座上最璀璨的明珠”超级计算机的魅力。

  1983年,中国第一台超级计算机“银河一号”在国防科大问世,超算家族首次出现“中国面孔”。

  随后几十年里,这张“面孔”不断刷新。2010年,“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其峰值运算速度达4700万亿次/秒,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它运算1小时,相当于13亿人同时计算340年以上。其后短短两年半时间,“天河二号”再登世界超算之巅,峰值性能提升至5.49亿亿次/秒。

  从军用的模拟核试验到民用的天气预测,从太空探索到新冠药物与疫苗研发……中国技术推动世界亿亿次级超算水平跃上新高度。

  超级计算机只是科技强军的一个代表。“十三五”期间,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成功下水,“巨浪-2”潜射导弹首次公开亮相,“东风-17”导弹完成试射……我国国防科技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正不断提升。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就是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突出学好习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锻造能打胜仗、担当使命的过硬本领,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目标阔步前进。

  “故乡号”“左权号”“华容号”“湖南妇女号”“湖南农民号”……这些带着浓郁湖湘色彩的名字,都是抗美援朝年代,湖南民众所捐飞机的名字。

  1950年11月6日,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下,湖南各界成立“抗美援朝湖南分会”,号召全省人民支持抗美援朝,三湘大地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活动。

  工人们开展爱国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农民掀起农业增产运动,工商界竞缴税款;大中小学生捐出父母给他们的伙食费、零用钱;成千上万妇女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夜以继日地为志愿军赶制军装、棉裤、棉袜;刚刚翻身的湘西农民卖柴、卖炭、卖菜、卖鸡蛋,宁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争取多捐献。湘潭县勤杂工谭楚云专门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生产捐献·谭楚云记”字样。

  据《中国湖南历史》记载,到1952年4月,湖南原计划捐献相当于100架战斗机的资金(旧币1500亿元),实际捐献了1986亿多元,折合战斗机132架。

  以《新湖南报》(今《湖南日报》)为首的新闻界,按照省委指示,撰写社论,开辟专栏,大力开展抗美援朝宣传。

  “当时的湖南,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军营,从城市到农村,抗美援朝的宣传铺天盖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口号响彻三湘四水。”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员陈清林介绍。

  为解除志愿军指战员的后顾之忧,湖南省委、省政府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春节,湖南各级党委、政府普遍开展向烈军属拜年活动,在烈军属门前挂光荣匾、点光荣灯。全省上下帮助烈军属搞好生产,对烈军属提出“三保”(保证深耕细作、保证多打粮食、保证不荒一寸土地),做到“六先”(先种、先锄、先收、先打、先送粪、有事先解决)。医药界免费或减费为烈军属治病。同等条件下,学校优先录取烈军属子弟。这些活动使烈军属深受感动,纷纷给前线的亲人写信,嘱其奋勇杀敌,报效祖国。

  在长沙县杨开慧纪念馆采访时,讲解员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全面清理留下的遗物时,有一个意外发现。

  工作人员在仓库的柜子中找到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物:两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纱袜、一条毛巾。这是毛岸英牺牲后留下的。

  平日对个人生活物品并不上心,却瞒着所有人,把毛岸英的这几件衣物默默珍藏了26年。

  不知毛岸英离去后那漫长的26年岁月里,无数个深夜,主席是否曾把这些珍藏起来的衣物拿出来,像每一个失去孩子的父亲般,在昏黄的灯光下,细细看了一遍又一遍,再和那些已风干的泪痕一道,仔细收好,重新放回柜子里。

  曾向老友周世钊袒露心迹:“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你想一想,我是主张派兵出国的,如果我不派我儿子去,先派别人儿子去前线打仗,还算什么领导人呢?”

  深爱他的孩子,可他的孩子,同时也是祖国和人民的战士。毛岸英不只属于他,还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祖国。

  千千万万像毛岸英一样最可爱的人,应该成为我们生命中珍藏的记忆,成为新时代前行的永恒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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